【理论文章】口述史视野下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新趋向(下)

发布时间:2018-04-19 17:17:00 您是第 0 位浏览者
(接上期)三、混合叙事:地方志编纂的记忆综合口述史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历史编撰的方式,呈现出开放和兼容的特性,使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上层精英人物和英雄人物的记述,还包括社会底层的百姓、普通人的行为。口述史强调以记录由个人亲述的生活和经验为主,重视从个人的角度来体现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对于同样一段历史,小人物也会有自己独特的个人感受,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普通人对重大事件的记忆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认为应该记住的并不一致”[17]。那些来自领袖人物、精英人物以及平民百姓的人生故事,都可以发掘出许多以往被忽视的侧面,补充传统文字史料所遗忘之处。口述史的运用,往往在官方文献之外寻找普通大众个人、家族的资料,尽可能全面多视角呈现历史的真实。中国口述历史台湾开展得最早,1955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廷以推动,访问清末和民国历史直接相关的人物,记录其经历作为史料保存,以备未来研究参考。然而早在1949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献堂就曾邀郭廷以到台湾通志馆编《台湾通志》,郭廷以工作一个月后因为语言不通而离职,而在当时林献堂于文献委员会出版的《文献》杂志的前言中,即将口述历史的访问记录列为省文献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这种用口述记录的方式收集台湾史料的努力一直持续到今日,[18]这说明台湾最早有口述历史访问记录的计划开始于台湾修志部门。台湾自清代以来已形成良好的修志传统,战后因致力于经济发展优先,对修志工作并未全力执行,而各县市文献委员会也旋设旋撤。20世纪9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尽力发展文化建设,修志成为风气,尤其是1997年基于提升台湾文化,扩大办理奖助乡镇志的纂修,甚至有意在各乡镇间推行“大家来写村史”计划,将方志编写的单位缩小为“村”。同时,行政主管部门推行社区营造计划,协助社群认同发展,于是口述历史就成为重建台湾社区史的重要方法。修方志或营造社区必须有采访,如方志以采访册作为雏形,然后依据多人的报道形成修志最好的素材。[19]台湾之所以将口述史作为修志取得资料的途径,就在于口述史可以弥补官方史料和证据资料的缺乏,除了体现官方意志的政治、经济史,而大众参与的文化史、社会史在传统资料上较难取得。因此,口述史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记载民众的思想、情感与历史。地方志编修就是将官方档案文献记载与民间大众记忆进行整合,在同一部志书中,既有来自官方的记录,也有关于民间社会生活与文化活动等方面的记载,既有宏观叙述也有微观描述,通过这种混合的叙述方式,将不同的记忆予以综合。考量首轮新方志编修,虽然与传统修志相比,指导思想对英雄史观的局限有所突破,但在志书记述中仍然存在重精英轻大众的倾向,记述领导干部的活动过多,记述普通大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鲜见。[20]第二轮修志着重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更应该采用口述历史方法,兼顾来自官方以及社会各方面不同的声音和诉求,把亲历者及普通大众的认知与官方记录进行比较,使方志纂修者不仅可以根据档案文献记载,或者政府部门提供的资料,看到官方的态度和意见,也可以通过口述史的渠道了解普通大众的意见和不同声音,从而使方志的记述更为全面客观、真实可信。四、视角转换:地方志工作理念的创新口述史应用于地方志编纂,为地方志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资料,突破了大多来自于各部门提供、来自于档案文献的制约,增加了很多当事人、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尤其是有关地方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描述,很难在档案文献中找到相关记录,口述史为还原历史全貌、反映不同声音具有重要的价值。[21]口述史引起地方志的重视,也是基于这方面的因素。如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曾出版了两辑《口述常州》,挖掘和介绍了常州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重大事件决策过程中不为人知的一些情况,以及普通生活缺少文字记录的地方,通过访谈的形式,将资料收集的触角延伸到各行各业,涉及社会各阶层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以期拓展地方志编修的范围和深度。随着近年口述史学的发展,第二轮修志开始突破为口述资料入志的方法。如《萧山市志》将访谈录应用于志书编纂,不仅拓展了资料搜集的范围,将鲜活的口述资料整理入志,而且弥补了机构变更、部门撤并所带来的资料搜集难、连续性经济指标寻找难、遗失的资料追回难等问题。[23]然而《萧山市志》并未止步于访谈资料的应用,该志除大胆创设社会调查卷外,又创设口述历史专卷,作为新的入志形式进行探索。该卷的设立源于萧山籍领导干部个人史料的征集,除党政领导层面外,还扩大到经济界、社会界、文化界及其他界别,其中有将军、院士、部长、大使,也有战斗英雄、艺术家、企业家、烈士后代,还有普通干部、职工、农民、教师。除了在萧山本地采访、利用乡贤回萧山时进行采访以外,还赴北京、上海、宁波、金华、江西等地采访。2011年年底,共完成对110多名典型人物的采访。口述历史的内容包括历史事件、人物记忆、事业发展、成就印记、人生经历回忆、感悟、记忆萧山等。[24]从为修志积累资料,到设专卷主动采访,尝试探索修志的一种新模式,可是说是修志方法的一个转变。与此同时,还有的地方志工作机构探索编纂出版影像志,不仅保留声音,还保留活的图像。如2010年广西出版了《广西建筑志》,之后陆续出版了《广西之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志》《广西名胜志》《广西节庆志》。2017年4月,江苏省周庄镇启动了中国首部影像镇志——《中国名镇(周庄)影像志》的编纂和拍摄工作,围绕“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这一主题,以口述历史、影像记录的形式,专访百余名见证、参与和服务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决策者、建设者及专家学者,把过去近40年中沉淀的历史智慧和遗存的平面图文资料,通过数字化的影像志立起来、动起来、响起来,将一个时代的发展轨迹,汇聚成一代人的公共记忆。[25]影像志不仅保留了传统方志的记忆形式,而且借鉴了口述史学理论方法以及口述史现代科技手段,是传统方志编纂的一大发展。2016年11月,广州市口述历史研究会成立,这是广州首家以口述史研究为核心的研究会,也是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成立的第一个口述史研究会。从研究会成立的宗旨来看,主要是利用口述史的方法记录广州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力图寻找亲历者还原过去珍贵的历史记忆。口述历史研究会的工作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是策划专题,记录广州这座城市过去几十年的重大发展与变化,建立数字化的历史资料数据库;二是向社会传播广州发展史以及广州市民生活史,推广广州文化。2017年5月17日,广州市地方志新馆正式开馆,广州市地方志新馆展厅分为序厅、综合展区、专题展区、互动展区四大分区。序厅设计简约,前方为城市矩阵浮雕和多媒体互动展示屏,点缀以广州特色风物,其中互动展区包括“市民录音棚”“口述史采编室”“音像编辑室”“电子书查阅大厅”“拼图广州”“拼图珠三角”“电话学讲粤语”“现代书屋”等多种人机交互项目。[26]广州市口述历史研究会的成立以及广州市地方志新馆设立口述史采编室等,开创了地方志工作机构在口述史研究领域的新视角,将方志界口述史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总之,面对史学领域的变革,口述史研究在跨学科多领域的深入发展,地方志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迎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值得进一步思考并进行实践层面上的探索。参考文献:[17][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18]参见蔡笃坚:《口述历史实践与台湾认同发展》,梁妃仪、洪德仁、蔡笃坚编著:《协助社群认同发展的口述历史实践——结合理论与实务的操作手册》,唐山出版社,2003年,第99—100页。[19]参见许雪姬:《近年来台湾口述历史的发展及其检讨》,杨祥银主编:《口述史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5页。[20]参见韩锴、颜越虎等:《从西方史学的转向看未来地方志的关注趋势》,《巴蜀史志》2012年第6期。[21]参见姚力:《国史研究与地方志的编纂》,《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期。[22]参见臧秀娟:《口述史对地方志编纂的影响》,《江苏地方志》2014年第4期。[23]参见金雄波:《访谈录应用于地方志书的实践与体会——以〈萧山市志〉为例》,《广西地方志》2013年第4期。[24]参见沈迪云、莫艳梅:《口述历史作为志书新形式的探索》,《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10期。[25]参见《首部中国名镇影像纂志编在“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启动》,光明网(http://difang.gmw.cn/js/2017-04/22/content_24272999.htm)。[26]参见《广州市地方志馆新馆正式开馆》,《南方日报》2017年5月18日,第GC03版。(完)(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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